第118章（3 / 6）

那些对皇后坐朝理政早有不满的人则暗自交换着心照不宣的眼神。

皇帝年岁渐长，没准哪天就不想让人分走权柄乾纲独断了呢？

朱笑笑没有立即开口，程文辉见皇帝不说话，胆子便又大了几分，继续道：“陛下，臣不敢质疑皇后之才，皇后理政期间政绩斐然天下有目共睹。然科举之事关乎社稷根本，非同小可，臣请陛下明发上谕，此后科举出题之权专属礼部与翰林院，除了陛下，任何人不得独断。”

他话音刚落，赵维藩立马跟上：“臣附议，科举乃天下公器，不可为一人之好恶所左右。”

姚应昌也跟着道：“臣亦附议。”

那些平素便对皇后坐朝不满的保守派官员见有人挑头，也纷纷蠢蠢欲动起来，队列中便有四五个人挪动了脚步。

他们到底不敢直接弹劾皇后，此番绕了个圈子从科举题目入手，表面上是在讨论教育方针，实际上却能借题发挥，给皇后一个下马威。

就在此时，大理寺少卿杨涟忽然从班中走了出来。

他走到丹陛下站定，先朝御座行了一礼，这才看向姚应昌等人，“余郎中所言并非全无道理，经义确实是科举的根基，圣人之学不可偏废，这一点臣完全认同，但程郎中方才那句独断之说，臣却不敢苟同。去岁乡试题目的变更乃是内阁与礼部共同商议的结果，何来独断之说？皇后娘娘监国期间，一切政务皆与内阁诸臣会同办理，从未有过独断专行之举，程郎中若对此有异议，大可以拿出证据来，否则便是无端揣测。”

他把矛头精准地指向了程文辉话里最不妥当的那一句，分寸拿捏得极好，程文辉被他这番不软不硬的回敬噎了一下，想要反驳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

这时工科给事中钱允元站了出来，他清了清嗓子，显然是早就憋了一肚子话，“科举取士，取的是通晓圣人之道的贤才，不是取会计账房！如今的考题里算什么关税，修什么水渠，这些东西自有户部工部的吏员去操心，何须举子们来操心？举子们只需通晓经义、明辨是非、懂得治国的大道理便够了，具体的事务自然有专门的人去做。如今把实务题塞进科举里，无异于让读书人去学匠人的活计，这是对圣人之学的贬低，也是对读书人的轻慢！”

他越说越激动，“更可虑者，这些实务题的标准答案从何而来？关税的算法不尽相同，各地情况千差万别，这些题目根本没有标准答案，考生们只能揣摩出题者的意图来作答，而朝廷中谁最了解这些实务？自然是主持新政的那些人！臣不敢说这其中有什么私心，但长此以往，科举便不再是公平取士的场所，而变成了迎合朝廷风向的工具。士子们为了中举，便不得不去揣摩新政推行者的心思，不得不去研究那些与圣人之学毫无干系的实务数据，这难道不是将科举引向了歧途吗？”

这番话虽然尖刻，却颇有几分逻辑，连几个原本支持的年轻御史也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沉思。

科举的公平性一直是士林最敏感的话题，钱允元抓住了这一点，把题目变更与公平性挂上了钩，确实戳到了不少人的心坎上。

杨涟不慌不忙道：“钱给事中所虑之事恰恰是科举改革的目的所在，而非改革之弊病。科举自唐宋以来，经义的比重一直在变化，唐时进士科重诗赋，宋时重策论，到了我朝方以经义为主，这本就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。圣人之道亘古不变，但取士的标准却应与时俱进，不能墨守成规，去岁乡试虽然减少了经义题的数量，却提高了经义题的质量，要求考生在经义中融入对时务的理解，这不正是圣人之道与实务相结合的最好体现吗？”

他转向钱允元，语气严肃了几分：“正因为实务题没有标准答案，才更能考出举子的真才实学。经义有标准答案，考生只要将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，将各家注疏记得滴水不漏，便能写出一篇漂漂亮亮的经义文章。可这样的文章写得再好，也不过是重复前人的牙慧，于国于民何益？实务题则不然，考生必须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来作答，需要了解民情、掌握数据、运用逻辑，这考的是举子的见识与思辨能力，而非死记硬背的功夫，臣以为这恰恰是科举最该考的东西。”

这番论述条理分明，层层递进，不少原本持中立态度的朝臣都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。

钱允元却仍不认输，他盯着杨涟问道：“那些寒门学子连饭都吃不饱，到哪里去了解关税数据？到哪里去掌握水利方案？这些东西只有那些与新政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世家子弟才能接触到，平民出身的举子拿什么跟他们比？杨少卿口口声声说实务题能考出真才实学，可前提却是要有渠道接触到实务信息，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公吗？”

杨涟面色不变，从容应对：“科举只考经义，难道就公平吗？世家子弟家中有藏书万卷，有良师指点，寒门学子连一套完整的四书五经都凑不齐，更不用说各家注疏了，若要追求绝对的公平，那科举本身便是不公平的。每个人生来的天赋与家境便不相同，朝廷无法消除一切不公平，便只有尽可能地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学习机会，实务题的引入恰恰是为了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