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行（3 / 4）

她的指尖轻轻划过第一条虚线。

“罗兹的医院条件怎么样。”她轻声问，没问“安不安全”，也没问“苏军多远”。

因为那是她唯一能继续工作下去的落脚点，是她在这场战争中，还能证明自己不只是“怀孕的少将夫人”，而是一个还能帮上忙的医生的地方。

克莱恩的指节在地图边缘一叩：“罗兹有所教会医院，地下室改成了防空洞，比这里的谷仓暖和。”

她点点头，开始默默打包行李，几件换洗的衣服，几本专业书，从柏林带过来的磺胺还剩十七包，止血钳三把，缝合线两卷，全都装进消过毒的铁盒里。

最后是一本巴掌大的牛皮纸笔记本，用来记一些东西：每天早晨的基础体温，每次呕吐的时间点，心率的波动范围。在外界的一切都趋近于失控时，至少还有一些东西，是她可以测量的。

当晚，野战医院开始拆卸。

伤兵们被分成了三组，能走的编入后勤队，需要担架的提前转运，重伤员必须留在挂着红十字旗的隔离区，等待苏军接管——这是日内瓦公约的条款，中立医疗单位不受攻击。

苏军理论上会给予这些伤员人道待遇。至于“理论上”和“实际上”之间有多大的距离，没有人更给出答案。

俞琬站在谷仓门口做最后的分流，手电筒的光在伤兵脸上一个一个照过去，这个能走，这个需要担架，这个不能再动了。

“霍尔医生会留下来负责你们。”她柔声告诉一个重伤员。

霍尔是瑞典人，有一半俄国血统，自告奋勇留下来和苏军交涉，说自己是中立国的，俄语说的比德语还溜，那些伊万不敢拿他怎么样。

那重伤员的大半张脸缠着绷带，只露出一只褐色眼睛，却还是努力点头，绷带下的嘴唇动了动，像在说“danke”，又或者“再见”。

做完这些，她靠在谷仓木板墙上喘气，仰头看了会儿天花板，泪水无声淌过脸颊，胸口压着说不清的情绪，也许是…某种无能为力的罪恶感。

月光从弹孔中倾泻而下，木板墙上的洞在增加，有些该是新的，她不记得昨天有那么多的。

车队在凌晨四点出发，天还黑得如一口倒扣的铁锅。

克莱恩的装甲指挥车打头，后面跟着三辆半履带运兵车、两辆油料补给车，和一辆贴着红十字旗、满载医疗物资的欧宝卡车。

俞琬被安排在欧宝的副驾驶座，理由是这辆车的悬挂最软，减震系统保养最好，不会把她颠得太厉害。

可她猜到了另一个层隐情，车队行进过程中，也许会通过苏军炮火射程范围，而贴着红十字旗的目标，显然比画着纳粹卐字标志的指挥车更安全。

“这是医疗物资车。”她站在踏板上，回头看他。

“对。”

“我又不是医疗物资。”

克莱恩抬头，军帽压得极低，黎明前的昏暗模糊了他大半神情，唯独下颌线柔和一瞬，藏着浅浅笑意。

“物资没你重要，上车，别冻病了。”寒风卷走大半话音，说完，他便转身登上前方指挥车。

俞琬扶着车门把手，在零下十几度的晨风里，脸忽然烧了起来。

副驾驶座比硬邦邦的卡车座椅软一点，不知是谁在上面垫了一件旧军大衣。大衣的羊绒衬里还残留着他身上雪松和冷钢混合的气息，她把大衣折了折垫在腰后，缩在座位上，小脸埋进毛领里。

太暖和了，暖和的让她想哭。

车队发动时，柴油发动机的轰鸣声震得车厢地板嗡嗡作响。

她拉过安全带扣好，触到那冰凉金属扣的一瞬，指尖微微一僵，是崭新的，一丁点磨痕都没有。

克莱恩在出发前，改装了这辆卡车的副驾驶座，加了安全带，垫了大衣，而他从始自终只字未提。

从维斯瓦河东岸到罗兹，地图上的距离是一百二十公里。在和平年代，大约需要两个多小时，但战争把所有的道路都变成了迷宫。

桥被炸断了要绕路，主路被弹坑堵住了，要走野地，野地上的雪积得太厚，要等工兵先铲出一条通道。车队走走停停，有时候一小时只前进十公里。

俞琬靠着车窗，忽然想起离开面粉厂之前，最后见到的那个伤员。

一个年轻的装甲兵，双腿被地雷炸断，从膝盖以下截掉了。他躺在担架上，睁着眼望着天空，没有哭也没有叫，只是嘴唇在轻轻蠕动。

她走过去，弯下腰，竟听见他在念一串名字，施密特，迈尔，霍夫曼，克劳斯…好像是他的车组，念完了停下来，又从头再念一遍。

女孩唇瓣颤动，眼眶发红，却什么都没能说出来。

他叫乔治·海恩姆，做分诊的时候，他和她聊天时告诉她的。

十九岁，和那个爱吃巧克力的奥布里差不多大，来自巴伐利亚一个名字很长的小镇，家里有一个还没嫁人的姐姐和一条叫黑格尔的德国牧羊犬。

冰凉的玻璃贴上脸颊，女孩不由自主打